【權力的游戲：中澳自貿背后的澳洲政壇博弈】圍繞中澳自貿協定，澳大利亞國內最大的爭議在于勞工問題。工會擔心自貿協定會帶來華工的大量涌入，沖擊澳洲本土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水平。以工會為主要基礎的澳大利亞工黨，身處聯邦反對黨的角色，因此對中澳自貿協定多有杯葛。

圍繞中澳自貿協定，澳大利亞國內最大的爭議在于勞工問題。工會擔心自貿協定會帶來華工的大量涌入，沖擊澳洲本土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水平。以工會為主要基礎的澳大利亞工黨，身處聯邦反對黨的角色，因此對中澳自貿協定多有杯葛。

不可否認，爭議與分歧的確存在，且有時還表現得相當激烈：如澳大利亞前總理、執政的自由黨前黨魁托尼·阿博特，曾痛斥工黨攻擊中澳自貿是“種族主義”；自由黨政府近期更是花費數百萬澳元推出力挺中澳自貿的電視廣告，廣告中甚至毫不掩飾地抨擊反自貿的工會是針對中國的種族主義者，是怪物。凡此種種，都令關心中澳自貿的人士，擔心中澳自貿協定的前途。

澳式政黨政治

其實，在紛亂的表象之下，是澳洲政壇的主流博弈。我們必須回到最為根本的層面：那就是澳洲的政黨政治。

在當前澳大利亞政壇，最有影響力的三個政黨，大致代表著三個階層的利益；甚至，可以說，一部澳洲政黨史，就是這三個階層在憲政框架下的博弈史。

第一個是“澳大利亞工黨” ，主要代表勞工利益，確切地說，是代表工會利益。這是歷史最為悠久的澳大利亞政黨，成立于19世紀90年代，其主要的政治基礎在于工會。這也是力量最為強大的政黨，其競爭對手往往要結為聯盟才能與其抗衡。

第二個是“澳大利亞自由黨” ，主要代表工商界利益。自由黨成立于1945年，遠較工黨年輕，但其傳承則可追溯至早期與工黨對抗的兩個政治派別：“保護關稅派” 與“自由貿易派”。這兩派為了對付工黨，在1909年聯合成立了“聯邦自由黨”。1917年，聯邦自由黨聯合了幾位從工黨分離出來的異見分子，改建為“澳大利亞國民黨”；1931年再度和其他工黨異見分子聯合，改建為“澳大利亞聯合黨”。聯合黨在1945年解散，其主要偏右翼政黨地位由新成立的“澳大利亞自由黨”繼承。

第三個是“澳大利亞國家黨”，代表農場主利益。該黨建立于1920年，最早名稱是“澳大利亞鄉村黨” .

自1931年開始，自由黨的前身聯合黨就開始與國家黨結為同盟，共同應對工黨。至今，自由黨與國家黨依然是聯盟關系，當地不少華人則習慣稱為“聯盟黨”——當然，這是多黨聯盟，而非一個政黨。

澳大利亞的政黨輪替，基本在工黨與聯盟黨之間進行，類似美國的自由黨與民主黨。不過，與美國的兩大黨不同，澳洲政黨的階級屬性相對更為鮮明和突出。在國家治理方面，簡單而言，工黨更為注重“分蛋糕”，澳洲的很多福利措施都是工黨執政時推出的；而聯盟黨則更為注重“做蛋糕”，像經營公司一樣經營國家，對經濟發展的重視超過對福利分配的重視。

澳大利亞的政黨制衡體現得相當有特色，那就是“半執政、半在野”：目前聯邦政府由聯盟黨執政，但8個地方政府則由雙方均分，聯盟黨在新南威爾士、西澳、塔斯馬尼亞3州及北領地執政，工黨則在維多利亞、南澳、昆士蘭3州及首都區執政。這樣“半執政、半在野”的布局，也令任何一方都必須顧及自己的政治立場：既要考慮執政的需要，又要顧及在野的訴求，一般不大容易出現為反對而反對的極端傾向。在這輪針對中澳自貿的杯葛中，工黨所表現出的巨大內部分歧，正是這種“半執政、半在野”的澳洲特色，在組織內部激發出的定位分歧。

勞工問題與中澳自貿

圍繞中澳自貿談判所產生的分歧甚至對立，正是澳洲特色的政黨政治的博弈。

中澳自貿談判，始于2005年，那時執政的是霍華德領導的聯盟黨政府。2007年，工黨在陸克文率領下，贏得大選，也接過了中澳自貿的談判。自此到2013年，工黨執政6年，但中澳自貿談判一直難有進展，其主要障礙是工黨政府無法突破兩個難題：一是如何對待中國的國有企業，二是勞工問題，后者尤其是重點。

澳大利亞的勞工成本，高居亞太地區之首，不僅超過幾乎所有亞洲國家，甚至比美國也高出一截。 2013年年中，澳大利亞政黨輪替前夕，經合組織(OECD)發布了全球勞動力成本的統計，數據顯示，在2002至2012年10年間，澳大利亞的“單位勞動力成本”平均每年上漲幅度為3.25%，是上一個10年(1.4%)的兩倍有余，勞動力支出成本的增速遠高于勞動生產率，兩者之間的差距位列10大西方經濟體之首。緊隨其后的分別是英國和加拿大，“單位勞動力成本”平均每年上漲幅度為2.6%，美國、法國和韓國均為1.9%。而日本甚至出現負增長，僅為-1.7%。經合組織成員國單位勞動力成本10年平均增長率則為1.6%，不足澳洲的1/2.

高昂的勞動力成本，已經成為影響澳洲經濟發展的最大阻力，但是，勞動力成本事關勞工階層的無數個體的切身利益。在選舉政治下，試圖對這個龐大群體的利益進行任何制約，都將是政治上的冒險行為，尤其是依賴勞工階層選票的工黨。“咱們工人有力量”，確切地說，“咱們工會有力量”，如果失去了工會的支持，對于工黨尤其是工黨的政治家們而言，無疑是政治自殺。

于是，對于執政時期的工黨而言，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處境：一方面是高企的勞動力成本壁壘，阻滯了經濟的發展，令外來投資望而卻步；另一方面則是經濟發展減速、經濟結構調整等給執政者帶來的巨大壓力。工黨先天的階級屬性，與其執政的“當家人”壓力，給工黨擺下如何平衡的難題，這不僅涉及效率與公平，也涉及如何兼顧國家利益與政黨利益。中澳自貿談判的長期停滯，與工黨自身的糾結處境，有著極大的關系。

相對而言，聯盟黨在這方面就沒有如此多的政治包袱。2013年，聯盟黨贏得大選、實現政黨輪替，中澳自貿談判的進度大大加快。這背后，除了聯盟黨本身有著“做蛋糕”傾向之外，也受制于澳大利亞所面臨的經濟轉型的巨大壓力。

礦業已經難以繼續發揮支柱產業的作用，加快發展農業將成為切實可行的新的經濟增長點。但是，澳大利亞的農產品出口卻一直面臨三大難題：一是基礎設施不足，無論是通往農產品生產地的公路、鐵路，還是通向國際市場的港口及倉儲設施等，都嚴重滯后，而依靠本土投資難以完成如此龐大的基建。二是自貿協定的缺位，尤其與最大市場中國的自貿協定的缺位，導致農產品在關稅壁壘前無法與主要競爭對手抗衡。如競爭對手之一的新西蘭，因與中國早已落實自貿協定，其紅利之一就是農產品零關稅出口中國。三是同樣因為自貿協定的缺位，導致有意向來澳投資農業、開發農地的華資企業，因高昂的勞動力成本、關稅成本等因素而卻步。流通成本、關稅成本、勞動力成本，成為壓迫澳大利亞農業的三座大山，而解決之路只有盡快簽訂中澳自貿協定。

聯盟黨政府對中澳自貿協定的推進十分重視，前總理阿博特經常親自過問，而主導此事的投資貿易部長安德魯·羅伯，是一位農業經濟學家，出身于農場主家庭，且擔任過“全國農民聯合會”和“澳大利亞畜牧協會”的總裁，也曾經在一些大型公司擔任高管，有著非常豐富的經濟管理經驗。

在聯盟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，中澳自貿談判得到很大提速，關鍵就是在兩方面得到了突破：

其一，是降低了投資審核門檻。中國企業投資澳洲“非敏感領域”，必須接受澳大利亞政府“外國投資審核局”(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，FIRB)的審核，而啟動審核的最低投資額，原先是2.48億澳元，自貿協定將其提高到10.78億澳元，大大簡化了中國投資人的手續。這一標準，給予中國與其盟國美國、新西蘭同等的待遇。

其二，是對于在澳投資額1.5億澳元以上的中國企業，在勞工引進方面給予便利，由澳大利亞移民部與項目公司就個案進行磋商，以移民部與項目公司的合約形式執行，給中方勞工發放為期4年的“臨時技術工簽證”(457簽證類別)。并且，這一設立安排沒有“澳大利亞勞動力市場測試要求”——按這一測試要求，需首先證明該工作崗位難以在澳大利亞本土找到合適應聘者。

這兩條雖然是中澳自貿談判的重大突破，但并非是對中國的特別讓步，而僅僅是讓中國享受了其他國家的同樣待遇。正因此，當工黨挑剔中澳自貿的勞工安排條款時，前總理阿博特才會在國會怒斥工黨涉嫌種族歧視，因為工黨此前并未杯葛與其他國家自貿協定中的相同條款。

杯葛的動機

自貿協定中的勞工問題容易在澳大利亞引發關注，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：在澳大利亞的移民法體系下，外來勞工只要符合了語言、技能、品行等相關條件，工作一段時間后就有可能直接申請移民。勞工在某種程度上等于“準移民”，這是比沖擊就業機會、薪資水平更為深遠的影響。如此，勞工引進的政策就勢必要受制于移民引進的政策，難以放手引進勞工。這種做法，與中東國家講外勞引進與移民完全分離的做法截然不同。

在基于勞工條款而發起對中澳自貿協定的杯葛后，工黨給自己造成被動的是兩點：

一、與自貿協定下勞工引進相關的457簽證類別，自1996年由聯盟黨政府推出，原先簽證類別名稱為“臨時商務簽證”，并不授予勞工，而主要授予工商業者。恰恰是在工黨執政的2012年，工黨政府將簽證類別名稱改為“臨時技術工簽證”，擴大了對象，并放寬了簽證持有者轉為永久居民的條件。由此可以看出工黨并不反對引進勞工，但何以單單要反對中澳自貿中的勞工條款呢？

聯邦移民部助理部長卡什則指出，2012年至2013年的工黨吉拉德政府時期，有超過12.6萬名海外勞工被授予457技術移民簽證。該數據是457簽證項目被引入近20年來，來澳海外勞工的最高值。而媒體更是曝出，在如今激烈反對457簽證的工會內部，也有以高薪聘請的持457簽證的外來勞工，主要來自英美。

二、工黨內部的意見并不統一。對于兩大政黨而言，澳洲政黨政治的特點就是“半執政、半在野”，工黨雖然在聯邦政府層面是在野黨，但在包括維多利亞州在內的半數州政府，卻是執政黨。這些州的工黨州長，如維多利亞州州長Daniel Andrews、南澳州長Jay Weatherill，都公開力挺中澳自貿，這不僅暴露出了工黨中央與地方的分歧，也暴露出了其在野與執政矛盾定位的尷尬。隨后，新南威爾士州的工黨黨魁、影子州長Luke Foley也緊跟其執政同僚，支持中澳自貿。工黨的元老級資深政治家、前總理霍克及前外交部長卡爾，分別警告工黨不可阻礙中澳自貿，力挺中澳自貿。卡爾認為，中澳自貿協定不僅不會影響澳洲勞工利益，反而能拉動就業機會。這種超越黨派的中立、理性聲音，在得到政府和工商界歡迎的同時，也令工黨遭遇尷尬。

其實，以我的觀察與理解，工黨中央未必是真的反對、或試圖推翻中澳自貿協定。其理由是：

一、中澳自貿本是工黨執政期間啟動，且在此前澳洲與其他國家的自貿協定中，工黨從未進行如此激烈的反對。

二、工黨在本屆議會中，并不占據優勢，參議院76席中僅有25席，眾議院150席中僅有55席。聯盟黨卻分別有33席和90席。

三、工黨內部對此有巨大分歧。

那么工黨中央為何對中澳自貿協定表現出如此激烈的對抗呢？一方面，固然有著不能不對工會有所交待的苦衷；另一方面，應該也有為明年大選提前預熱的策略考量。如今執政的聯盟黨政府是2013年9月通過政黨輪替上臺的，根據澳洲法律，最晚在明年下半年就必須進行新一輪的大選。在大選之前，中澳自貿協定恰恰是最能吸引選民關注的議題之一，工黨此時有所動作，應該是著眼于鞏固基本盤。

不過，在操作層面上，工黨這次對中澳自貿的杯葛，還有相當多欠精細之處值得改進，主要是：

一、用力過猛，上來就擺出拆臺的架勢、或至少被大多數輿論理解為拆臺的架勢，既欠缺理性，也欠缺風度，反而激起了包括其地方黨魁在內的普遍驚慌；

二、其所切入的勞工問題，大可不必放到自貿協定這樣的國際條約框架下運作，面廣線長，風險與成本不可控，而應集中到移民法具體條款修訂的國內法博弈上，更有針對性、也更有效率。

兩相比較，工黨為大選預熱所得的收獲，未必大于操切行事所付出的代價，為不確定的收益，而付出了確定的高額代價，無論如何，這次運作是虧損的。若再考慮到其本心應非推翻中澳自貿既有談判成果，工黨在政治的技術操盤上的確過于粗糙、急躁了。

亡羊補牢，針對中澳自貿協定，工黨如今應該做的或許是：

順應黨內實力派的呼聲，對中澳自貿協定展示其支持的本色態度，同時應指出該協定在澳洲國內細化落實尚有許多未竟工作，多在細化落實上喊口號、提建議，既可展示胸懷，也依然可以贏得民意；

將勞工問題限制在國內移民法的修訂完善層面，如此既可避免無謂地引發與聯盟黨的政爭、甚至黨內政爭，更可避免無謂地引起與工商界乃至中國的對立。倘若中國真的抽身而去，中澳自貿協定夭折在臨門一腳，工黨自問能否承受其嚴重后果？

明年即將大選，迄今的民調顯示工黨領先，可能實現政黨輪替，此時必須給自己執政留足后路：不反對中澳自貿，即可得自貿紅利；多在細化落實上下功夫，則可在將來有不利情況時，將中澳自貿協定的簽訂者聯盟黨推在前面遮風擋雨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