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平凡的日常里，我們常會遇到那些騎著三輪車回收舊電器的工人，他們成了舊電器的再生使者。然而，上海某日的一起慘案卻讓人們陷入深深的思考：

那是2020年7月，朱先生正在打理舊家，準備遷往新居，突然間，一聲叫喊劃破了寧靜：“回收——舊彩電——洗衣機——空調——”。他迅速開窗，叫來了師傅，準備將家中的舊電視售出。沒多久，一位魁梧的師傅老羅出現了，轉眼間就把電視包好搬下樓，交易一成。可就在交易完成后，朱先生卻突然將老羅攔住，引他走向對門。

對門，是朱先生多年的老友委托照看的房屋。這位老友已遷居他處多年未歸，他將對門房委托給了朱先生。朱先生突然想起這位老友家里還有一臺舊空調，便與朋友取得聯系，讓老羅前去拆卸。

老羅手握扳手和螺絲刀，順著窗臺攀爬而出。十分鐘過去，卻依然未見動靜。朱先生稍顯不耐，決定先出去抽根煙。然而，就在那一根煙的時間里，事情卻發生了變故。朱先生突然聽到了一聲沉悶的撞擊聲，接著是老羅的慘叫。他匆忙沖回房內，卻見窗戶還開著，而老羅已不見了蹤影，只留下一片血的海洋。他緊急撥打了急救電話，然而老羅的傷勢過于嚴重，最終離世。

隨著事故的發生，老羅的家人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。在家里，老羅是唯一的勞動者，現在他離世了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如何生活？了解了事情經過后，家人認為朱先生明知老羅缺乏高處作業資質，卻仍雇傭了他，并未盡到提醒和提供專業工具的責任。家人的律師則主張，空調屬于朱先生好友的財產，賣方實際應當是好友，因此好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。于是，家人將朱先生和好友一并告上了法庭，索賠200萬元。然而，家人的主張是否合理呢？他們的訴求最終能否得以實現呢？

首先，我們需明了老羅墜樓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缺乏高處作業的資質，也未配備任何防護工具。根據《勞動法》第五十五條的規定，從事特種作業的勞動者必須取得特種作業資格，而高處作業也被納入特種作業范疇之一。老羅沒有取得相應的專業技術資格，也未在作業時配備安全帽、牽引繩等防護工具，這是違法行為。作為一個完全具備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，老羅必須為自己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，這是導致事故的主要原因。

其次，我們來看朱先生與好友的關系。家人的律師認為，好友在這里扮演了代理人的角色。根據《民法通則》第六十三條，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實施民事法律行為，被代理人對此負有責任。然而，這里的情況更像是一種非民事法律行為，更像是出于情感而進行的委托。朱先生與好友間并無資金交易，只是情感上的托付，所以不能簡單將其視為代理關系。

朱先生在此案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？雇主在雇傭工人時需要對其相關資質進行審查，就如同雇傭私人家庭醫生前需查看其執業資格證一樣。朱先生在雇傭老羅拆卸空調前，應該先查看他的高處作業相關資質，但他未曾這樣做，這是明顯的疏忽和過失。

其次，按照行業習慣，老羅本應自備防護工具。然而，若他未能如此，朱先生就有義務提醒他準備好這些工具。如果老羅沒有準備好，朱先生應責令其停止工作，直至他做好了充分準備。然而朱先生不僅容許了老羅進行危險作業，而且在工作期間還外出抽煙，甚至未在旁看護，這是明顯的

疏忽大意。朱先生辯稱他在事發前口頭警告過老羅，然而這一說法缺乏證據支持，不能成為推卸責任的理由。

最終，法院做出了裁決：老羅對事故承擔了主要責任，朱先生也需承擔次要責任，并賠償家屬20萬元。這一裁決或許讓有些人為老羅感到惋惜，因為在我國社會中，像老羅這樣在高處作業卻沒有防護工具的情況屢見不鮮，幾乎已成為一種習慣。然而正是這種習慣，導致了施工行業中不規范、違法操作的頻繁發生。

高處作業的潛在危險始終存在，若我們對此漠視不聞，回收人員也對自身的生命安全掉以輕心，必將會導致更多類似慘劇的發生。因此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若再遇到回收空調的情況，我們應當雇傭專業的單位和從業人員。雖然雇傭費用可能會更高，但是人的生命難道不值得我們珍惜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