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15日，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在新聞發布會上坦言，農民工“高齡化趨勢確實是有所加快”，其原因與經濟發展過程、以及人口結構代際轉換有關，“對這個問題需要高度重視”。據山東省一家樓盤開發公司的建筑工地負責人介紹，目前工地上大概有一兩千人，35到40歲的工人只占5%左右，40歲到55歲之間占比達到80%以上，55到60歲也有10%左右的比例。(7月16日 財新網)

在部分工地上，“最小農民工55歲”的現實，恐怕不過是深度老齡化社會的一個縮影。互聯網+也好，工業4.0也罷，一切產業革命與工業進步，都離不開作為核心要素的“人”。這不是一個機器人時代，在天花亂墜的要素集聚中，勞動力的優化配置，依然是國民經濟中的戰略性議題。農民工關心養老，而我們，要關心這一程的農民工到站后，下一站，誰來上車?

在歌曲《當你老了》的感傷里，有些數字讓人更警惕。一方面，數據顯示，2010年，農民工平均年齡是35.5歲，2014年平均年齡是38.3歲，平均每年提升0.6個百分點，50歲以上的農民工數量和比重都在加快提升。另一方面，統計局公布的《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》顯示，2014年，外出農民工16821萬人，較上年增長1.3%;本地農民工10574萬人，同比增長2.8%，雖然增長幅度都低于上年，但本地農民工的增速卻高于外出農民工1.5個百分點。2015年的最新數據也顯示了上述趨勢。今年二季度末，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僅增長了0.1%，“這也是近期的一個低點”。簡言之，老一輩農民工漸漸老去，而新一代農民工未必愿意去接班。

新老之間的斷裂，固然與人口出生率、新生代民工職業取向有關，也與下面三個層面多有關聯：一則，盡管新型城鎮化依然在路上，但新生代民工進化成新市民的路障依然不少。戶籍制度、教育醫療、社會保險，有時甚至是蓋個芝麻大小的公章，種種不易，都會消弭年輕人對城市的歸屬感。新生代民工與應屆大學畢業生還是有著鮮明的群體差別，指望他們靠夢想過日子，確實比較難。二則，勞動創造歷史與財富，那么，勞動就當兌現體面與榮光。用頂層設計的話說，就是要“增加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”。遺憾的是，市場機制建立健全這么多年，相較于資本等要素的回報率來看，勞動力價值常年被低估。隨著中西部、沿海內陸間的經濟社會差距日益縮小，既然掙不了多少錢，何苦漂在陌生的城市之間?再說，不少城市把“重腦力、輕體力”的偏好寫在臉上，于是政策或制度，難免會有所偏向，新生代民工不愿意去父輩揮灑生命的地方接棒，有什么奇怪的呢?

人才是資源，勞動力亦是資源。城市離不開科學家、操盤手，也少不了保潔工、早點攤。這些固然是老話老理，但要成為權力作為的共識與理念，要走的路還很長。不要等到所有老去的農民工都倒下了、消失了，才想到如何殫精竭慮讓新生代民工上崗接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