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份證丟了，戶口簿丟了，甚至人“丟”了，都要去派出所。“有困難找警察”是不假，可有些事情，民警真的幫不了忙。近日，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“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”上就曬出了“我是我”“我媽是我媽”等18項不該由公安機關出具的奇葩證明。(8月24日 央廣網)

首先必須承認，派出所不再開具“我是我”“我媽是我媽”等奇葩證明，無可厚非。一則，這些奇葩證明本來就超出了公安機關的職權范圍。以《人員失蹤證明》為例，宣告公民失蹤是人民法院受案范疇，不是派出所的責任范疇，派出所如何證明人員失蹤?二則，奇葩證明浪費了民警大量的工作精力。試問，把時間都花在奇葩證明上，派出所如何確保維護治安、確保穩定這個“主業”呢?

但問題是，派出所不再開具“我是我”“我媽是我媽”等奇葩證明，群眾遭遇的麻煩可能更大。在報道中，劉女士去單位請假時，單位竟要她出具外婆的死亡證明。其實，企業要的并不是法律意義的死亡證明，而是有一個憑據，確保劉女士沒有騙假，并可以按喪假標準發放工資。試想，派出所不出具死亡證明，而是走正規渠道，劉女士浪費更多時間和精力?可以肯定，群眾要花費更多時間、跑更多路。

同時，也必須看到，派出所拒絕奇葩證明，也是變相的向社區、街道等基層單位轉嫁“蓋章壓力”。想象一下，“我是我”“我媽是我媽”的剛性需求還在，派出所不證明了，怎么辦?我想大多數群眾會轉移到社區、街道中。如今，社區公章已成為“萬能章”。試問，在向這些基層單位轉嫁蓋章壓力，豈不更不堪重負?顯然，這些都不是派出所拒絕奇葩證明的初衷。

可見，派出所單向性的拒絕，并無益與根治奇葩證明。那么，奇葩證明該怎么治呢?筆者認為，一方面，要以開展簡政放權為契機，對各類證明嚴格甄別，對奇葩的、無理的證明要堅決予以叫停。試想，“我是我”“我媽是我媽”一張戶口本已能證明問題，何必非要去派出所求證?另一方面，有關部門更要跟上“互聯網+”的節奏。試想，戶籍證明、獨生子女證明、出生證明都能通過網上查得，還會有人去派出所、社區要求蓋章證明么?

由此觀之，治“我媽是我媽”需要的不是各部門“各掃門前雪”。而是要各部門的協調聯動，將簡政放權進行到底;積極豐富辦公手段，以便跟上“互聯網+”的節奏。因此，派出所不再開具奇葩證明，雖然解放了自己，但對治愈“我媽是我媽”證明而言，并無多大裨益，我們應以謹慎的態度觀之。